西夏在元昊时曾经向宋沿边地区大肆发动进攻，迫使宋廷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与西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赐绢130，000匹、银50，000两、茶20，000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10，000两、绢10，000匹、茶5，000斤；贺正贡献回赐银5，000两、绢5，000匹、茶5，000斤；仲冬赐时服银5，000两、绢5，000匹；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2，000两、丝织品3，000匹。如此不平等的条约，获得巨大经济实惠的是西夏，即是如此，当时的这种不平等条约，还是打着贡赐的旗号，我们由此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党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物品的迫切需求，以及贡赐贸易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意义。

      马市是宋朝在与西北民族贸易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宋朝除了通过设监牧养马匹和接收进贡马匹之外，还在西北地区的秦、渭、泾、环、庆、原、阶、文、熙、河等地设立马市或买马场，用货币和纺织品、粮食、茶叶、食盐及手工业品换取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的马匹。当时一般的马市或买马场每年确定具体的买马数目。宋初每年购买马数是5，000余匹，到天圣（1023～1032年）年间，每年增加至34，900匹左右，即使在南宋初期，每年买马指标也在20，000匹左右。[17]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仅宕昌监一处就“年额买马几近万匹”[18]。既然当时买马指标比较确定，所以每年用于购买马匹的费用也相应比较固定。据记载，至和二年（1055年），宋廷令陕西转运司以100，000两银在秦州市马，并且“岁以为常”。[19]西北一地市马数量可达近万匹，秦州一地的购马款多达100，000两，如果再加上河陇地区马市每年买马所支出的茶、绢、铜币、盐钞和度牒等，其折价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西北地区马市之活跃因此可见一斑。[20]

      相对而言，宋代的茶马互市较唐代更加严密，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宋朝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即茶马司，设职官都大提举执掌其事。[21]实际上，宋初茶马贸易机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始时设有买茶司、买马司两个机构。据《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职官》等文献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收复熙河后，按照经略使王韶的建议，“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买茶司。买马司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二十五日，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诏募买马，今黑城夷人颇以良马至边，乞指挥买马司素应付。

      但是这一时期买茶司与买马司分合无一定制。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提出茶司不兼买马，买马司不兼茶务，二者不能密切联系，“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此后二司合为茶马司。[22]“盖茶马司始合于此时也”。设买马司“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宁夏固原）、渭（今甘肃平凉）、德顺（今甘肃静宁）三郡，以市蕃夷之马”；当时“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23]这里是指汉与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市场，也是蜀茶的主要销售场所之一。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朝廷派遣王韶开辟河湟，建置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河之役”。王韶早年客游陕西，采访边事，对西北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王韶于熙宁元年（1068年）上疏《平戎策》，指出要制服西夏，当务之急是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的关键在于以恩信安抚沿边少数民族，其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茶马互市，其理由是西羌“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乞茶与市”。为了筹措资金，在今陇西城古渭塞设置“市易司”，以官钱为资本，借贷给商人，由他们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商人交纳的利息充作军费。[24]在神宗和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遂有王韶主持的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熙河开边的举措，宋代军队先后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南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设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进行统治。在王韶的支持下，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大量蜀茶运送到陕西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西羌”“博马”。我国历史上定期进行的茶马互市，至此正式开始。

      北宋西北地区的茶马司经营茶马互市的主要办法是：一、在当时茶叶的主要产区四川榷茶，严格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有关部门，然后由政府统一把所收购的茶叶运送至熙秦地区换取马匹。茶马司计在四川地区设置买茶场41处，在陕西设置买茶场32处，在熙河路设置买马场6处。后来陆续增设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岷州（治所今甘肃西和）、通远军（今甘肃环县）、永宁寨（今甘肃甘谷）等处买马场，以收茶买马，进行民族贸易。二、在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招募附近居民并差发成都府路厢兵充当脚夫，从事茶叶运输。三、在政府开展茶马贸易的前提下，鼓励商人贩运茶叶，商人在产茶州县向官府交纳茶价和商税后，就可以领取运销一定数额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引，按茶引所规定的具体数量，将茶叶运送到熙秦等地茶场。四、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与少数民族直接进行交易，同时也规定少数民族只能在官场买茶，违反者除了没收货物外，还要依法受到处理，地方官吏监督不严者，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采取严刑峻法来保证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

      正如当时在熙州任知州的王韶所言，在熙河开边过程中，“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25]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减轻了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据称在熙州设置市易司后，“熙河人情甚喜”，各族首领的子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他们说，“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26]茶马互市的正常开展，受到了各族的热烈欢迎。北宋西北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地军事物资的大量支援，其军事和政治意义明显大于纯粹的经济意义。如当时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秦州等地为重要据点的西北市场，就是与西北诸族的茶马贸易，以及为抗击西夏贵族在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环庆（治所今甘肃庆阳）、泾原（治所今甘肃平凉）和河东路驻扎了40万以上的军队，这需要大量物资转输过来，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场所，从而形成了西北市场网络。与西北诸族茶马互市，主要由北宋政府掌握。这是当时北宋经营陕西乃至西北的一个显著特点。[27]

      在宋夏开展榷场贸易的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传统的贡赐贸易，成为榷场贸易的一个补充，也使二者之间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这种贸易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的涵义。《西夏书事》卷29记载，西夏崇宗（1086～1139年）时，西夏派遣使者“入京，赐予、贸易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民，价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计之，一次所获不下三十万缗，故以进奉为利”。贡赐贸易尽管非等价交换，却反映了当时民族贸易形式的多样化。

      南宋时，陕西熙秦（治所今甘肃天水）地区沦陷，西北地区的买马场仅仅剩下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买马场和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峰贴峡买马场2处，茶马互市的重点由西北地区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二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种也”。[28]南宋时战马主要依赖秦州和川北地区。成都、利州路11州所属的23个茶场，每年产茶在2，102万斤左右，再加上每年买马绢帛值约合249万缗，其中的约50～80％主要用于秦州和川北购马。如果考虑由此而涉及的人力、物力及商品流通等因素，由西北地区茶马贸易所带动的是一个比茶叶和纺织品等商品的流通要广泛得多的经济领域，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正如史书所言，当时“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29]。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间的贸易除了民间正常的活动外，就官方来说，主要通过“榷场”来进行，榷场成为不同民族政权间贸易的特定场所。[30]当宋太祖平定江南时，就开始了民族间的官方互市，以适应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太祖曾经在宋朝的边界扬州、汉阳等处设置榷署，开展民族互市。宋朝对于辽代，则采取比较自由的互市，主要由边界守臣和商人进行。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军事攻灭北汉，但伐辽归于失败，宋朝对于榷场更加重视，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形势变化单方面决定榷场的开放或禁闭。而比较正常的榷场管理体制，随着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显得正规化。辽国要求推进榷场贸易，而宋朝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只是将官方控制的榷场限定在雄州（治所今河北雄县）、霸州（治所今河北霸县）、安肃军（治所今河北徐水）、广信军（治所今广西梧州）、代州（治所今山西代县）等地方进行。但是，辽代的民族互市并没有仅仅限于宋代，它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多边贸易，如在同南宋互市的同时，还保持着与西北少数民族乃至与高丽的贸易。[31]金朝在与宋夏无战事的和平时期，比较注意双方的民族贸易，当时主要在沿边设置榷场进行商品交换。史称：